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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琦胜《母亲是树》

  琦胜兄的散文小说集《母亲是树》付梓前给我打来电话,说,请我为他的新书写序最为合适。我想都没想,就答应下来。我答应得这么脆快,是想起了或者说一直没有忘记,曾经有那么一个个夏日的月夜,在他北岭街南头老院子里,我们俩一人一个小板凳,靠着小矮桌,喝着酽茶,一本正经地讨论他的小说《童心》和《裙》。门前车辙深深的青石板小路泛着幽光,墙外汩汩的范河水彻夜鸣响。倏忽之间,三十五年一眨眼工夫就这么过去了。
  那是一切都在发生、孕育的1980年代。文学青年和诗人遍地而起,天上掉下一块砖头,没准就砸到一个诗人,新人类们大概听不懂。文学梦在那代青年人中间氤氲、传染,有的人很快醒了,一辆电驴一杆秤,跟着小平干革命去了,迅即成为土豪或精英。有的人半梦半醒,梦也不是,醒也不是,三五徘徊,一无是处,好比如我。有的人索性一梦不醒,思接洪荒八界,神游阴阳两极,用高密东北乡的黄土地,种活了拉丁美洲的魔幻文学,梦话不断,插科打诨,呓语连翩,终成世界文学巨擘,那是莫言。还有一种人,做的了工人,做的了职员,也做的了农民,可以用一生开垦。我说的这种开垦,是写作,说的就是琦胜。对琦胜而言,写作与其说是一种雅玩,不如说是一种本分。他不游戏,不敷衍,不冒进。每一篇作品问世,他会掂量掂量,它的这些读者,值不值得托付?因为,那是他生命的一个部分。
  琦胜兄是1975年就业进入博山化工厂的,那时候叫硫磺厂,干到工会主席,把人生最好的二十年,打发在博山冯八峪那个贫瘠的山沟沟里。对于文学而言,那里也许是块肥沃之地。短篇小说一篇一篇地在这里播种。小说我写的不多,又比琦胜小几岁,却敢妄加评判。初学短篇小说写作,往往都会有这样一个毛病,总把自家太当回事,总低估别人智商,总以为别人看不明白,前因后果交代得就很详细。或者按照自我价值,给人物或者故事编织一个想当然的结局,障碍了读者的联想和再创作。讨论《童心》和《裙》的时候,我们就形成一个默契,如果可能,看上去好端端的一个短篇,不妨拦腰一大板斧,叫气息戛然而止,效果极佳。或者结尾留一个悬念,不做任何约束,任读者依据各自的生活体验、认知水平,得出每个人的心目中的那个结局,岂不两全其美。这两招,成为我和琦胜的谋篇秘诀。琦胜的许多短篇,偶尔还能发现那秘诀的存在,在《“老蒋”理发》、《鼓王》、《衡量友情的尺子》、《最美中学生》这些篇什里。最最叫人钦佩的是,当代文学无论如何波橘云诡,各领风骚三五年,琦胜兄总能够坚拒诱惑,循规蹈矩,一意孤行,他不去理会诸如扁平人格的忌讳,盲目地追求性格组合,也不在意是否灵感突现收获了一个“欧亨利式结尾”,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”。欣慰的是,我们依然可以隐约看见,契科夫的讽刺在这里多了一剂暖色,莫泊桑的揭露在这里有了一些把持,而福克纳的象征在这里添了一丝透明,而琦胜短篇中的人物对话,由于典型博山地域特征的引入,也有了京味片子之于老舍短篇小说的语言特色之妙。
  如同谈论中国文学绕不过莫言一样,谈论淄博文学乃至文学鲁军,自然绕不开宏森。距离讨论《童心》和《裙》两年之后,宏森从淄博师专文学系毕业,进入淄博市文联《淄流》杂志,成为淄博文学青年的领军人物。周末的晚上,我们不再去坐琦胜家的小板凳,而是早早吃罢晚饭,骑着自行车,顺着孝妇河一路下坡,呼呼地跑到大柳杭宏森家中,在橘黄色的夜灯底下,看着宏森吃棒槌煎饼就咸菜,听他讲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如何成就表现主义,听他讲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马贡多小镇,讲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命运变迁,听他大段大段地背诵王蒙的《风筝飘带》、《布礼》、《夜的眼》。琦胜、持斌、魏津、石盟、秀广、延华、慎毅,都是那个沙龙的成员。这期间,我写出了意识流色彩浓厚的《鱼祭》、《硕颅硕颅》、《神药》,琦胜写出了《临产前的笑声》、《星期天发生的故事》、《丢》、《雪后清晨》、《老画家》、《壮举与琐事》(见作者首部短篇小说集《雪后清晨》)等短篇。宏森则一鸣惊人,出版了典型现代派风格的长篇小说《阳光与蛇》、《狂鸟》。但是很快,宏森最早告别现代派,决然皈依了现实主义创作。他尝试和解构了各种文学流派及其表现形式,发现现实主义最具表现力。随后,长篇小说《车间主任》、《大法官》,电视连续剧《西部警察》,成为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的彪炳之作。而我的小说创作无疾而终,成为小说写作阵营最早的逃亡者。琦胜像是受到了宏森现实主义创作的鼓励,还在默默坚守,坚守得一板一眼,坚守得有滋有味。坚守的结果,迄今不算散文,仅短篇小说已有上百篇之巨,二十万字之多,思想价值不断提升,艺术特色日渐凸显,创作状态渐入佳境,是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的佼佼者。1992年,博山地区作家协会隆重成立,我与琦胜、持斌、魏津、延华等参与其中,在宏森影响辐射下的博山文学沙龙变身为一家地区性民间组织。
  小说创作与文学思考给了琦胜以文化的从容与自信。1994年7月,琦胜调任淄博无线电瓷件厂党支部书记、副厂长。三年之后,进入博山文化馆任创作室主任、副馆长。同年,我卸任博山地区作家协会主席,琦胜兄接任。是时,我离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博山,任职《都市生活报》、《淄博声屏报》,最终加盟淄博世纪英才外语学校。每逢有了文学上的最新资讯,我们还是相互传递、分享,彼此都有为数不少的散文写作在酝酿、累积、出版发表。对琦胜散文的特质,以质朴自然评价也好,以真挚凝练解读也罢,最大一个特点,就是平实与亲切。这种平时与亲切,青年人看了会不屑,觉得不够起伏跌宕、不够荡气回肠,唯有上了一把年纪,或者说,越是有了一把年纪,才会从字里行间读出味道、读出生活与生命的真谛。我读这些散文,从中能看到赵树理,看到孙犁,甚至还有汪曾祺。思想着,阅读着,工作着——活着并且偶尔写一写,何其快活!
  博山是个有艺术气质的地方。常常与不少艺术家交游。新出窑的陶器,并不急于示人,窑主说,需要退退火气。二十年前得到一位书画大家的墨宝,没有印章,呈至先生案头,请他印上名章,一看字,赶忙说,不好不好,火气太盛。说话间,江山依旧,人已半老,生命的火气,真的已经消弭了大半,一切到了回归平实、回归朴素的时候,这是回味人生、检点自我的时候,更是卸掉全身的枷锁,放下一切抱怨忿懑,露出真我的时候。该感恩的感恩,该期许的期许。首先不能忘记的,是要感谢文学。共同的文学情结,把我和琦胜密切联系在一起,也让我们那一批文学青年的生命,拥有了莫大的慰藉。文学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,也是我们一生的敬畏!
  人有不同的活法。许多人活在世上,总是患得患失,交个朋友,也要掂掂是不是合算,付出一分,便等待一寸回报。活得聪明,吃亏掉价的事从来不办。更有甚者,强人所难,剥夺了朋友说“做不到”的机会和权利,咄咄逼人,末了朋友也没的做。许多人把这种活法奉为圭臬,视为执着,终生奉行不悖,一天没得便宜赚便吃了大亏。这种活法其实很累,很和别人过不去,终是与自己过不去。为什么要感谢文学?文学教我们有梦,在应该做梦的那个年纪。文学给了我们滋润,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,发达的时候,郁闷的时候。唯有文学,也只有文学,才能给予我们最大的关怀,其它谁也不能。因为只有文学是血肉的,有着跳动的脉搏和生命的温度。文学教给我们温和、包容、宽恕,文学还能教给我们放下,让我们学会内心和谐、家庭和睦、人际和美、世界和平。因此,即使我们没有创造的天赋,不能创造文学史上的实质性贡献,还可以是个票友,是一位文学的围观者、消费者、享受者甚至是铁杆支持者。我们不能登顶塔尖,我们可以组成强壮的阵容,成为尽可能强大的分母。
  但是琦胜可以例外,他有理由继续写下去,在我的心目中,他的小说与散文创作值得期待。至于他的曲艺、歌词多次获得全国征文一等奖,出版多部著述,跻身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、中国音乐文学家学会会员等等尊荣,宜于另作表彰,在此恕不赘述。
  是为序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2014年7月16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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