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浓浓乡情 清清乡音——读刘培国散文集《豆豉》有感

2013年的最后一天,收到了刘培国先生寄赠的散文集《豆豉》。封面右上角红底黑字的书名,左下角一个水墨的萝卜,简洁中显示出大气,素朴中透露着高雅。翻看目录,记叙的也都是博山的风土民俗、景色人物,勾起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。不过三五天,就读完了全书,真有齿颊生香、余味无穷的感受。这是一部在表现博山地域传统文化方面视角独特、内容新颖、意蕴丰厚、品位高雅的好书,其独到的思想高度、美学品味和创作方法值得好好总结和学习。

近年来,随着对传统地域文化的重视,各地都出了一些相关的书籍,但是,就我所见整体质量并不是很高,能给人留下品味高雅、内涵丰富印象的著作似乎不多,原因可能就在于不能正确处理好知识性与趣味性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。有的忠实于内容的真实,沉溺于史料的罗列,但文采不足,失之于太死;有的追求于文采的华美,过分注重于自我感受的抒发,但内容较空,失之于太虚。文与质、知识与趣味、思想与艺术的尺寸,实在是难于拿捏的。而刘培国先生的《豆豉》以及《酥锅》《锡壶》则较好地避免了这方面的缺憾,做到了文质兼美,知识与趣味共存,思想与文采飞扬,这恰好是刘培国先生的过人之处。因此,对于刘培国先生成功之处的探讨,就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褒奖,而更带有更新观念、创新方法的意义。

从内容上来看,《豆豉》主要可分为两大方面,一方面是对博山民俗风物的介绍,如《豆豉》、《大漆迷踪》、《闲话澡堂子》、《最后的博山银匠》、《养喓蝈的雅趣》、《乡音锣鼓》、《博山咸大鱼》、《乡戏》等;一方面是博山人物事件的描述,如《“和尚坊”的欧战华工》、《怀琛》、《小顶》、《泥炉子》、《培贤哥》、《送别朝巴大舅》、《揣搭火》等,而最核心、最重要、最关键的是贯穿于两者的浓郁的情感。如果没有了浓郁的情感,那么《豆豉》也就有可能犯了“失之于太死”或“失之于太虚”的毛病。可能这样说不是很具体,我们不妨以《大漆迷踪》为例。博山大漆圆房(家具)是我们淄博乃至山东一带非常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。刘培国先生在介绍大漆圆房的时候,并没有停留于大漆是什么东西、大漆圆房是如何制作的,而是以对大漆迷踪的追寻与揭秘为主线,在内容与结构上做了精心的选择与安排。比如,在内容上,作者着重选择了刘在福、刘序臣、刘序庚、刘序恒、刘序顺、张培福等人的历史传承,而且写出了他们学艺过程中的艰辛历程与细节感受,有了细节和感悟就避免了空洞。在结构上,作者以自我的好奇揭秘为线索,以“中国七千年历史的大漆,究竟哪朝哪代、由谁带进了博山?巨大的神秘吸引了我透过蛛丝马迹,去寻找博山大漆的身世之谜”、“我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博山以外的地方”、“有意思的是,尽管传承博山大漆的条件得天独厚,刘升奎的漆画却是半路出家”等为语言标志,娓娓道来,把作者对博山大漆、地域文化的浓烈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品位。正是处理好了这些关系,培国先生的文章更具有了可读性、艺术性。甚至可以说,即使在这类的文章,如果过多的强调知识性而忽略了情感的表达,也常常出现个别章节较为呆板的不足。而情感的表达中,“我”的融入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有了“我”以及采访对象的感受、叙说,“我”和知识、民俗等外物就较好地融入为一体,自然地把读者也带入了的作品所要表达的境界之中了,《豆豉》可说是这方面的典范,豆豉那么好吃,谁说与母亲的亲手操劳没有关系呢?《豆豉》那么耐读,谁说与母亲的形象没有联系呢?《豆豉》以及众多的篇章,就是培国先生唱给母亲、唱给故土的一首情歌!因此,作者浓郁的情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一架沟通的桥梁,而这情感的灵魂就是作者在扉页的题词:“谨以《豆豉》、《锡壶》、《酥锅》散文三部曲,献给家乡那些不屈不挠、不卑不亢,求真知、取大义、谋生活的前辈先贤、能工巧匠们!”培国先生的三部作品实现了他的追求目标,为我们呈现出了故乡人民朴素而高贵、平凡而大气、豁达而淡然的灵魂神韵!

在艺术表达上,刘培国先生是费了一番匠心的,那就是把这类文章定性为文学,着力于表现,用他在《‹豆豉›及其他》一文中的话来说,就是:“《豆豉》的可读之处还在于它的文学属性,它的审美价值。是创作不是纪实,是表现不是再现。在朴素到极致的叙述中,置入哲学思考和美学思辨。”“文学说到底是写人的,不管里头有没有客观人物出现。散文也不能例外,不论我们写了多少故事,场景,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,是人的情感、价值和尊严。人们喜欢读这些已经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老旧故事,无疑是故事中的一个个人物,他的遭际,他的对策,他的活法,他的命运,在拨动着自己内心的某一根弦,强烈的共鸣让自己叹气、顿足、流泪。”可以说,正是这一观念的与众不同,才有了《豆豉》的独特。因此,在表现地域文化的时候,更新创作观念应是需要注意的一点。

撇开其他艺术性不言,单是就语言的恰切、优美、洁净、生动而言,《豆豉》也有着独特的特色。首先就是融古汉语的典雅与现代口语的生动于一体。比如《豆豉》中的一段话:“最妙不可言的是那方块白萝卜,如今已被酵化得酥烂,却还有一点硬芯。夹一块入口,满口的余香,像含着不忍咬噬、不可吞咽,又亟欲全面占有的尤物,一不小心,那一块中的大部分缺如游鼠奇遇穴洞,倏忽而入,没了踪影。其间牙齿碰到一粒硬芯,稍加咀嚼,才隐约记起那不是萝卜嘛!如果能够,碗里滴一滴香油,会大令吃者美得忘形。这是神奇取诸腐朽、馨香源自苦涩多么生动地显现。”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,真是划了又划,实在惊叹于作者古今一体、精彩曼妙的语言功力,而这样的语句在《豆豉》一书中是非常多见的。

在语言表达上,《豆豉》的另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博山方言的精彩运用。在表现传统地域文化的作品中,使用方言是常见的现象,但使用的恰当精妙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。在淄博乃至山东方言中,博山方言是独具特色的,已成为研究方言的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,比如山东大学的钱曾怡先生《博山方言研究》、我的老师于中先生《淄博乡音乡俗》等,但是把博山方言与文学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并不多见,刘培国先生的《豆豉》是精彩的一个。当在文中读到“扎裹”、“滋殷”、“睺”、“直上”、“决不二四”、“扒拉”、“离流噜苏”、“一拖拉”、“知不道”、“茬活”、“燎渣”、“流球”、“捅咕”、“萨摸”等博山方言的时候,博山人自会露出会心而狡黠得意的微笑,根据语境而猜出语义的外地人也会惊奇于博山方言的独特别致了。培国先生对博山方言的感悟是细致微妙的,比如《博山咸大鱼》中作者写到:“大鱼二字,博山土话读成‘达育’,不是普通话里大鱼小鱼的大鱼。博山人说大鱼的时候重点只在强调‘大’上,‘鱼’读轻声,像个可有可无的后缀,还如‘大瓮’、‘大腿’、‘大工’、‘大粪’等等。事情可就这么怪了,这种典型的偏正结构,博山人读来的时候,重心从不落在关键字上。但博山人说大鱼的时候,无论说的还是听的,俩音甫一发出,语汇音调语气所指,便倏然有形有色有味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,肠胃里开始饥困,舌上洇出津液,赶紧咽一口唾沫,把馋虫驱走。这是我小时候对大鱼的印象。”既突出了博山方言中对某些词语的特殊发音,也写出了博山方言在作者、读者心中引发的奇特的感受和想象,传达出了博山方言的独特神韵。

作者对博山方言的独特感悟,还表现在对词语表达的孜孜追求上。比如,博山人把酵化的豆子萝卜小菜叫“si  nao豆豉”,但是“si  nao”的书面形式是哪两个字,说实在的很真不好说。培国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解答,他认为是“丝淖”。他说:“‘丝淖’俩字是我杜撰出来的,也不知是否准确,字典上没有。豆子长毛、发黏,掰开豆瓣的时候是拔丝的,也许这就是“丝”的来历。‘丝淖’是博山人形容吃吃食严重腐烂的惯用发音,词典里只有‘淖’字在意思上贴近,用在这里颇有‘濒于死地而后生’的味道,类似在宣纸上写毛笔字,书生以工整为目标,而书家直抵‘险绝之境’方才过瘾,此所以成就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。趋向腐烂而又止于腐烂,妙在腐与非腐之间,极难拿捏。这就是我对‘丝淖’的感觉,希望有人认可。”从字义和字形的角度来看,培国先生的认识有其道理,如果从字音的角度来看,“淖”字的读音只有一个去声(即普通话的四声),但在我的印象里博山人说“si  nao”的时候,“nao”发的是轻声,这里面觉得总有那么一点不是很吻合。有人写作“斯孬”,读音倒是符合了,但字形字义又感到欠缺。因此,如何做到用普通话“信达雅”地表现方言,也许还真是一个问题。

说到方言与文学的关系,不妨再多说几句。从蒲松龄的聊斋俚曲、西周生的《醒世姻缘传》之于淄博方言,到老舍《四世同堂》与北京话、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与山西话等,都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精彩的表率。前几天读报,有评论家认为有的当代作家运用上海话也写出了精彩的作品。“《繁花》记载了在时代变幻中普通人无法掌控的日常命运,作家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,不仅展示了上海市井生活的万花筒,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普通人在看似热闹的场景中的无力感。这部用上海方言写作的小说,由于作家在炼词造句上下的苦功,方言运用不仅没有像一些同类小说一样影响到传播,反而成为其独特的艺术审美特色。”(周俊生《:“长篇小说年”,留点关注给新人》)在运用方言写作上,刘培国先生是有其自觉意识的,但由自觉意识达到自由的境界也许还需要更多的努力。

读了刘培国先生的《豆豉》之后,引发了自己许多的感受,至于对与不对,还请作者和大家指正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4.1.10 草,次日修改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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